若想给性文化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似乎应先给文化下个定义。文化通常有广义和狭义的两个意义的使用。广义的文化即人化，它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依据其领域的不同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狭义的文化特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宗教、政治、道德、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领域，它们是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概念是各种经典文选中出现频率最大，岐义最多的一个词，据不完全统计，各类不同的文化定义已有170多个。尽管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的初始用法相去甚远，不同民族、不同学科对“文化”的理解和界定也存有明显的差异，但却有着共同性，即文化是由人所创造的，为人所特有的东西，一切文化都是属人的文化，“自然”的东西不属于“文化”概念。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也是人工产品同自然物品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比如，在石器时代，同样是一块石头，经过原始人类的打磨制造成为某种生产工具(如石锤可以砸，石片可以砍、刮，石刺可以缝兽皮等)后，那么自然的石经过人工就具有了文化的成份和色彩！
“文化”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概括着人类社会一切时代的文化现象，但是，对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来说，不存在都同样的“一般文化”、“一般文化过程”，文化总是通过历史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文化范畴概括的是每一种文化本质都具有的，不以地域、民族、时代为转移的一般性东西，是任何一种历史的具体的文化形态都不可或缺的那样一些因素。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最广泛的最一般的定义便是：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及其成果中所展现出来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尺度的那一部分，简言之，文化便是人化。
性文化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在针对性和与性有关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依据其分野的不同，可分为物质方面、制度方面和精神方面三类，物质方面可包括人类为了释放不断产生和蓄积的性能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器官和能力；制度方面可包括人类为了使性能量的释放与生态——社会秩序相适应，而规定的有关性的禁忌、法律、制度等；精神方面可包括性的心理、体验、观念、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
首先让我们来观察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在关于性的物质条件方面，从动物性向人化的转变。这一转变应该说是与从猿向人的进化过程基本相一致的。从猿到人，大体经历了从采摘——狩猎——畜牧——农耕几个劳动方式的阶段性过程，劳动使猿变成了人。我们都知道，哺乳动物性交时，都采用雄性面对雌性的背部，阴茎由后方向进入阴道的方式，即所谓“后入位”。这是由于哺乳动物，直到灵长目的猩猩，都是四肢行走，其身体结构决定了只能如此。而猿向人转化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劳动的实践完成了直立行走的飞跃，这样就腾出了双手，生殖器亦由向下逐渐转变为朝前(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人类也就可以面对面地性交，阴茎从人体的正面进入阴道，即所谓“前入位”。前入位不仅表明身体的姿势和方向的改变，尤其强调了双手的解放与使用，因为它是人类所独有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从后入位向前入位的历史性转变，使人类女性同样出现和体验到性高潮。在长期前入位的实践中，除了阴道前三分之一内壁的感受能力极大增强外，还出现了高度发达的首要性刺激感受器官——阴蒂，阴蒂与女性性高潮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使人类在生物进化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男女两性共同发起、推进、享受性生活。在生殖活动中，人类就结成一种两性共同参与，互相合作，具有双方面积极性和保障的全新的社会关系。前入位性交中，人类可以面对面的观察和感受，增进了感情的交流，加进了手的爱抚，同时使两性性生活形成了平等、亲密和深刻的性关系，而改变了以往雌性消极被动、听凭摆布的状态。
这种带有感情因素、增强亲密关系，强调平等的方式，就具有了文化的色彩，人与动物的区别，体现在各自不同的进化方式上，动物是以自身的改变去适应自然环境的，因而它的进化总是通过肉体器官的改变来得以实现，动物的生命活动无法突破本能的制约。而人类则是通过改变自然以适应自我，人类的进化不再主要表现为肉体器官的进化，而主要是大脑结构与功能的进化，智力和思维的进化，人类文化的进化。我们之所以评价这种性交方式的转变具有文化意义，关键就在于它体现了人的特点和人的尺度，一切“文化物”必须依附于“自然物”并在“自然物”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但“文化物”毕竟已经不是“自然物”，区别“文化物”与“自然物”，是理解文化意义的关键。这种性交方式的转变，虽然也是人类改变自身肉体器官的产物，但它却赋予了人类的文化景观，重要的是在于人类的这种活动过程中，体现了通过社会历史形成的人的能力、感情、趣味、幸福感等而赋予物的那种特殊的人的形式。文化，也就是使物按人的方式存在着的那个方面，是人与自然包括人与人相互作用的社会方面。“人的形式”是区别“文化物”和“自然物”的标志。“文化物”不同于“自然物”的地方在于，它不仅包含着“自然物”的物质内容，而且包含着人的内容，在归类于性文化的物质方面，还应包括在中国可以追朔到很久远以前就有的，现代国外很普遍的，目前中国也公开出现的各种性工具，性药（属于增强或提高人的性能力和性感受的物质）等。我们可以依据这类“文化物”中所特有的“人的形式”，判断是什么样的人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判断某个历史阶段上人的能力、智力、审美、道德以及人的这种活动方式发展的程度。
再看性文化的制度方面的内容，它可以从人类的第一个性禁忌，一直联系到今天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我们可以设想在人类的开始阶段，男女间的性的交往的自由程度，由杂居、群居到对偶婚，是一个性的开放时期。人们并不觉得在性行为上，应该有什么约束。因为性行为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快感功能，人们对性的认识和对性的追求非常自然而然，它可能是神密的，尤其是当他们发现性的行为居然象大自然一样开花结果时（人类很长一段时期并没有把性行为与生殖功能联系在一起）。只是当他们把性和生育联系在一起后，发现血缘相近会使后代的质量下降，使种族退化时，才产生了血亲不能联姻的性的禁忌，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母系氏族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萌芽出现，家庭关系由不稳固的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度，性的关系与财产的继承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因此，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不但成了性的对象上的固定性要求，而且影响着私有制的基础——以家庭为其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婚姻之外的性关系，不再只是一种纯自然的关系，而是关系社会稳定与否的一种行为。非婚子女作为一种劳动力的所属和财产继承常常是导致社会矛盾的根源，男女间性关系的无序将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力，它必须受到一定社会规范的制约。于是，与性有关的禁忌、法律和制度就应运而生了。这些人为的与性有关的文化正是人类不断地、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自己行为，使之与生态——社会秩序相适应，终极的目的总是围绕着使人类自身能够顺利地生存、不断地繁衍和健康地发展。
关于性文化的精神方面的内容，相对于物质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内容而言，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因为在性文化的物质方面的内容，主要突出在“做这件事”，上需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指正常的器官）和能力。而且在人站立后，男女的性器官也没有再发生什么大的改变。在性文化的制度方面的内容，主要突出在“管这件事”当然这里有个管得时松时紧的问题，一般而言，凡是当时社会的政治专制、思想禁锢、统治阶级对人们的行为严格控制时，在性这方面的控制也就极为严厉；反之，当一个时期政治开明，思想活跃，人们的行为比较开放时，在性这方面的控制也就比较松，在性文化的精神方面的内容主要突出在“反映这件事”。而不论是控制的紧与松，又都离不开，或者说都反映在性文化的精神方面的内容里。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了精神文化产品的内容，这里大致可以发现这样几部分，一种是各种劝戒，说教、道德观念直至“唯生育目的论”（即性者、为后也、非为色也）的宣传和强调；一种是有关养生、保健、性知识性技巧之类的总结和传播；还有就是大量有关性的文学、图画等，到了现代则是两者为一的音像制品。这种既不直接去做也不实际去管，介乎于“做”与“管”之间的文化，我们称其为人类性活动的积各种“中介形式”，这种中介形式的主要物质载体是语言文字和符号。它们既是人类性活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又反过来对人类性活动给以强烈的影响。应该提及的是，无论是在早期人类的狩猎时期还是农耕时代，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曾出现的“生殖崇拜”、“女性崇拜”、“母亲崇拜”、“生殖器崇拜”等文化景观，它们一方面反映了早期人类对生殖器、性交、生殖这三件事物为何存在和之间的联系的茫然无知，一方面也寄托了人类乞求神灵保佑自己及本族能够顺利地生存。不断地繁衍和健康地发展的虔诚愿望。因为在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和人类与之搏斗的过程中，人类总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类来壮大和发展自己。这些“崇拜”的表现形式大多是雕刻、壁画和某种建筑物的造形，这也应归类于性文化的精神方面的内容，载体主要不是语言文字，而属于文字出现前的某些符号系统。
在粗略地把性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大体归类以后，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性文化的实质了。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性文化不等于“黄色文化”，性文化的产生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的实质、意义、目的便在于保证人类的顺利地生存、不断地繁衍和健康地发展。古今中外大量出现的给人类、社会带来负效应的“黄色文化”，虽然亦属于性文化的范畴，但它有其出现的历史原因：一方面来自处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为满足自己的需要，使本来体现人的发展的文化与它的创造者处于对抗的形式之中。一方面来自中、下层阶级对于上层统治阶级自己骄奢淫逸，却严厉压制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渴望的一种反抗。这来自上、下两方面的“黄色文化”，可以统称为“对性文化的异化”。异化，即该事物本身是由人创造出来，本该为人服务的，最后反而却成为控制人压迫人，与创造者处于对抗的形式之中的一种现象，而这种“黄色文化”本身是反人性的，既对人类健康地发展不利，也与生态——社会秩序不相适应。当这种作为“中介形式”的文化根本违反了人类要顺利地生存，不断地繁衍和健康地发展的终极目的和根本规律时，就必然受到自然和社会的惩罚，人类对艾滋病的斗争、对毫无控制的西方种种丑恶性行为的反思和反对，都说明了这一点，衡量性文化的有益和有害，唯一的标准只能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人类顺利地生存、不断地繁衍和健康地发展。
只要人类存在，就有人类性活动的存在，也就会有作为反映和影响这一活动的中介形式——性文化的精神方面内容的存在。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作为稳定的文化存在物，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获得自身的意义的。这一过程，是人类从异己的力量，从异己的自然和社会力量的控制下不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自身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曾经指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它作为尽可能完整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在现阶段，文化发展受到社会阶级存在的限制，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本来体现人的发展的文化常常与它的创造者处于对抗的形式之中。只有在未来，在马克思称为“真正的人”的具有高度精神文明、高度物质文明的未来社会，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才表现出文化的充分意义，即文化是人类本身的全面发展，成为每一社会成员的社会发展和精神成长的直接表现。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在性文化的实质和终极目的：顺利地生存、不断地繁衍和健康地发展后边可以再加上“文明幸福地生活”并得到真正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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